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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长江日报:没有医生诊断的官员抑郁症

2017-10-23 19:37

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1月8日自缢身亡,终年55岁,有关方面称祁晓林“生前身患疾病,有抑郁症状”。某知名律师在微博上补充了一条信息,谓“谈话后即患抑郁病”。也有媒体提及去年9月祁晓林的同僚何靖涉嫌严重违纪,被“双规”的情况。

因为患抑郁症,所以一名官员自杀了,这样解释显得顺理成章。有媒体专门制作了各地近几年自杀官员的一份不完全表格,共22个案例,官方对自杀的解释包括压力大、精神焦虑等,但主要是“有抑郁症状”。这种解释似乎马上见效,警方签字结案,单位恢复平静,公众也觉得无话可说。

但是所谓“有抑郁症状”,还是让人觉得十分蹊跷:自杀了,就被发现“生前身患疾病,有抑郁症状”了,为什么在其安然在世时,有关方面没有关心、爱护一下官员?一个有心理疾患的人,承担繁重的公仆之责,有关部门是否有必要知会一下当家做主的主人?领导出事了,真相出来了,未免让人觉得太过突然。

解释有了,但并不能释疑解惑,而是使人们陡增疑窦。抑郁症是一种疾病,必须有执业医师出具的诊断,这不仅在说服公众时需要,在警方结案时更是不可或缺。但现在一桩桩抑郁而死,几乎没有一桩公布过当事人的病历,全凭有关方面一张嘴。当然,人家也没断言自杀官员患抑郁症,而是说,“有抑郁症状”。但有症状不等于已经生病,离生病还远着,就自杀了,这说不过去。

官员患抑郁症,因为被宣布的多,现在似乎就成了一种“时代病”。说它是时代病,意味着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或最突出的,而要给出某种解释也很容易。美国学者凯博文在《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》一书中指出,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在中国流行的“神经衰弱”,其实就是抑郁症,中国人喜欢把它说成一种神经官能上的病症,名曰“神经衰弱”。追根溯源,它们是由社会压力引起的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抑郁症其实也是旧已有之。

虽然旧已有之,今天的抑郁症仍然是独特的。1980年,凯博文以湖南医学院为研究基地,研究了大量“神经衰弱”病例,发现它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功能:人们拿着诊断,向单位请病假,要求组织调动工作,或者要求调换居住地点。而现在,“有抑郁症状”,或者更通俗地说是“精神压力大”,似乎是对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标准解释。前者指向物质诉求,后者无关待遇,无非是提供了一种“说法”。

“说法”固然有了,公众却没法停止追问。上世纪80年代,准备高考的学生,青春期的男女,多有“神经衰弱”的倾向,但因此而寻死觅活的人极少。现在,患抑郁症的人似乎越来越多,而以官员抑郁自杀最为耸动听闻。但谁能认定抑郁症?调查组没有资格,警方也没有资格。官员自杀,需要一个经得住推敲的交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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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0-23 19: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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